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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追问：究竟是怎样的情感生成了神圣超越者？ （二）敬畏情感与神圣超越者的复甦 怎样的情感给出了神圣超越者，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张载理学纲领所界定的天道性心四大概念，代表了天地间的四种存在。(36)气质之性的缺陷使其对知觉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消极的或是负面的。

不难看出，张载理学纲领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中庸》，这与牟宗三所谓张载理学总纲领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易传》，也是有所不同的。⑥伦纳德·蒙洛迪诺：《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龚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65页。宋代的儒者和佛教人士多直接以知觉为心。还提出，相比之下，朱熹的理气截然是二物，是‘明珠在水‘人跨马的外部联系。在理学家中，无论诠释儒家经典，还是解读前辈学说，朱熹都表现出很强的纲领意识或大纲意识。

其合两之合，也是整合的意思。以唯物论为张载哲学定性，其中蕴含了一个逻辑错误，就是用物质论替换了唯物论。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7页。

就其天人相与之际而论，天是人道之源，圣人法天而立道，君主也应当博爱而布德施仁、设义立礼。然而这些著录与传世《春秋繁露》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姦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董仲舒将皇权帝国的专制统治诉诸天意，他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2）天命是人性、人伦的根据：天令之谓命……质朴之谓性……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33]《庄子注疏·天道》，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9页。

这个权威的存在显然不可能属于世俗界，因为圣人已没，世俗界的最高权威就是皇权帝国的君主。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这个矛盾在《春秋繁露》中同样存在：一方面，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14]，这是先天之性。然而在君臣伦理下，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内在超越未必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它实际上必然导致另外一种自我解构。

灾异说的意图是现实政治批判，由此引伸出董仲舒的人性论和义利观。那么，与之相对的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这个其又指谁？当然不再是指王者，而是指圣人、儒家。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但董仲舒寻求儒学崇高地位的努力方向却是应当反思的。

[7]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4页。[24]《周易·系辞上传》。

但灾异说的自我解构其实未必意味着董仲舒所坚持的外在超越没有意义。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董仲舒 儒家 天人三策 。

回到《天人三策》，董仲舒性概念的矛盾，可以理解为他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性概念，用他自己的措词来讲，有先天的天性与后天的成性。这就是董仲舒的义利之辨：以人民之利为君主之义。下以正其所为这个其指谁？是谁之所为？显然就是上文的王之所为。这是汉字示的本义，即示：神事也[23]。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必然的选择就是放弃外在超越，转向内在超越。否则，岂不是直接批评汉武帝？且看下面的故事：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44] 董仲舒：《士不遇赋》，袁长江主编：《董仲舒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页。[12] 参见黄玉顺：《亚洲和平繁荣之道——生活儒学价值共享》，《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期。

然而灾异说的政治理想却是皇权帝国之大一统的完善，这恰恰是对前述儒家神圣代言人主体独立性的解构，从而也是对灾异说本身的解构，因而促使后世儒家转向内在超越。[40] 当然，董仲舒确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11] 朱熹：《中庸集注·右第三十章》，见《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页。二是道者，所繇（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这是人道、王道。

[31]《诗经·小雅·南山有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388页。伯阳父曰：‘周将亡矣。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而且切中要害： 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

这是董仲舒的灾异说：权力者暴虐百姓致使阴阳错谬，其实是天在通过阴阳变异来警示权力者。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

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这里一个转折词然而极为有力地表明了董仲舒的态度：如果无益于人民，一切丰功伟业都没有意义。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他说：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25]《周易·系辞下传》。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4] 这些政策建议不仅涉及限田、减税缓役，还涉及反对盐铁官营、蓄奴等，其总的宗旨显然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利益。

[2]《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9] 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上，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例如，他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这其实是间接地批评现实政治的所任非人、所由非道。这就是说，仁是普遍而无所偏私的爱。

[36] 王充：《论衡·定贤》，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2页。这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